回顾我这一生，对自然界有广泛浓厚的兴趣，对人世纠纷则及早躲避。在战争年代中,有幸从学习物理开始，受名师教导和鼓励，去国外到享誉世界的大师们身边观摩，并实践做理论物理研究。

　　我1947年底回国后，先躲到云南大学，至1949年5月乃借道香港回北京清华大学。时钱三强和丁瓒一起策划成立中国科学院。三强建议，在物理方面，合并旧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而改建为中国科学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并从清华和浙大吸取有关人才，包括我和王淦昌，集中到近代物理所为发展原子能事业预作准备。三强很重视理论物理与实际的联系，在所内建立理论物理组，吸收国内优秀研究生黄祖洽和于敏，回国的留学生金星南、邓稼先、朱洪元，命我做组长。全组曾集中一年统一调研学习核物理理论，结果只有于敏一人深入。我在这阶段，仍兼清华或北大量子力学课和指导研究生。曾参加对钢锭快速加热的协作，看到理论与实验室及工厂规模实验的结果比较符合，增强了我对理论物理实际应用的信心。1954年，三强命黄祖洽转到中子输运理论，即为核反应堆理论作准备。

　　1955年到1965年则是我理论联系实际的10年。我和黄祖洽去苏联学习核反应堆理论约半年，从反应堆总工程师报告中知道：其设计要考虑中子输运和裂变，以及热转移和机械结构等。回来后在本所及清华工程物理系讲授反应堆理论，同时还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参加为核工业部新招来的大量工程师补“核工原理”专业基础课。不久，核工业部下达核潜艇用反应堆任务，原子能所里成立了设计室。我充分发挥所的苏联顾问与基建处的作用，设计并建成零功率堆实验室和热工水力实验室。黄祖洽领导反应堆理论组选型并作理论设计，堆用的元件则组织科学院大协作：包括原子能所、沈阳金属所、长沙矿冶所、长春应化所、长春机械所，并由机械所联系上海异型钢管厂试制。为自己能独立设计制造堆，尚须建造工程试验堆以辐照考验元件。因条件限制，那时只能先建一个小型的，于1960年基建破土。但风云变幻，苏联全面撤退专家，停止供给资料设备。1958年核武器所成立时钱三强已推荐邓稼先参加，1960年又赶紧推荐原子能所朱光亚至该所参与领导。1961年我和从联合所归来的王淦昌，还有力学所的郭永怀也都去该所工作并参与指导。周光召、何祚庥也从联合所回来参加该所工作。我还兼课科大。1965年原子能所于敏和一部分氢弹理论预研组同志也调到该所联合攻关氢弹的理论设计。正像钱三强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我们讲的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既要在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技术上达到相当的水平，同时还需要具备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一定要在具体工作产品上搞出什么东西，但第一，有这个愿望，第二，凡是国家有需要时，稍转一下就能为国家服务。”理论物理在那“群众英雄蚁啃骨，辉煌灯火马寻途”的峥嵘岁月中，“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地不辱使命，诚是一大快事。顺便谈谈大协作就像三强那时所做：弄清课题性质选准对方，通过领导交接研究任务，请他稍转一下。

　　1978年，蒙郁文与钱三强副院长指示，调我到新成立的理论物理所，叫我注意交叉学科。近年来我学习化学、生物，体会到化学物理须向多成分多反应发展，力学与统计力学须向多层次发展。惜年龄只允许我稍作提倡，也提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同根生，应有部分人员互相流动。除给研究生院开过理论物理和在北大讲过分子反应动力学课外，个人探索性研究只是考验个人的学术思想发展，成果微不足计，能保持脑力劳动者本色便如愿矣。

　　(本文为2006年9月25日，彭桓武先生在“彭桓武星”命名仪式上所作的书面答辞，略有删节。)